歧视成本VS种族关系法

本文刊载于2008年10月1日的《光华日报》言论版

无可否认，种族关系的确是棘手的世界性问题。不单是马来西亚，任何拥有超过一个多数族群的国家，都会面对这个问题。我国的族群神经因为阿末伊斯迈一句“华人是寄居者”，再次变得敏感起来。华社除了惯性地谴责阿末伊斯迈的种族论调之外，也开始讨论草拟种族关系法令，以制止所有关于种族歧视的行动与言论。 

 让我们先为阿末伊斯迈的寄居论定义，阿末伊斯迈会说出这番话，显然的对华人带有非常深的偏见，以致他认定持有公民权的几代华人，只是寄居在马来西亚。不过他的言论还未转化成歧视行动；除非政府受到他的言论影响，进而拟定如“寄居者一律不准投票”的政策。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，不只是阿末伊斯迈有偏见；我国华裔普遍上对其他族群也带有偏见。 

要消除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偏见是一项艰巨的工程，其难度绝对比兴建什么鸟巢还来得高。因为这是人类主观认知的问题，偏见是一个人从他对人与事的观察、交往、经验而累积形成的，这必定需要经过一段漫长的过程。 

我们都知道，新经济政策一直被当权者标榜为扶弱政策（affirmative action)。但是却因为该政策是用来针对最大政治力量的族群，所以也可以被称为“逆向歧视”（reverse discrimination)。美国经济学教授索威尔在其著作《看穿政府的把戏：活用经济学》里提到，一位赞同扶弱政策（文章没有说明是否为新经济政策）的领袖表示：“不论马来人能做什么，华人都可以做得更好，而且成本更便宜。”而他也不是唯一持有如此观点的领袖。显然的，认同新经济政策的人，已经先入为主的认为所有马来人都是弱势者，他们都在“逆向歧视”马来人。造成这种观点的主因无非偏见，因为偏见让我们无视许多弱势的非马来人存在。 

至于种族关系法令是否为解决歧视的良方，那可不一定。由于确实的种族关系法令内容还未出炉，所以我们不便在此妄下定论。我们只能参考拥有反歧视法律的国家，他们的实际情况是如何。 索威尔指出，法律的功效是立竿见影的。举个例子，原本抱持歧视观点的雇主，现在有了停止歧视的动机，以避免受到反歧视法律的制裁。 

不过凡事有两面，如果反歧视法规定雇主所聘用的员工，必须反映当地的族群人口比例；尽管该雇主并未进行歧视，只是他的工厂刚好座落在少数族群聚集区，怎样都无法达到反歧视法所要求的族群比例。为了避免触犯法令，雇主只好选择把工厂搬离，结果是少数族群因此丧失更多的工作机会。 

相较于法律，索威尔倾向认同歧视所需要付出的成本，更能遏制歧视。相信此理论者，基本上也认同人会以自己为中心点，凡是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。举个例子，一位职业篮球队的白人经理不可能不聘请一名出色的黑人球手，因为他负担不起歧视黑人的成本。同样的，如果阿末伊斯迈继续发表他的寄居论，他位于槟城的油站生意可能会一落千丈，甚至是面临倒闭的厄运。 

法律绝对不是解决种族关系紧张的万灵丹。只是我们的情况特殊，可能我们的领袖连歧视的成本都可以不顾，才会迫使我们讨论种族关系法令的必要性。法律会不会成为转机里的危机？老实说，我也没有答案。